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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0 11: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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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江山【五】
诗仙很狂似乎是在意料之内,但是沉郁顿挫的诗圣杜甫狂,这多少让人有些意外。他自己诗里就说:“自笑老夫老更狂。”杜甫曾经在成都住过几年,当时是依附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但是,杜甫对自己的恩人似乎并不是那么尊敬。有一次他喝醉了,甚至指着严武的鼻子说:“没想到严挺之居然有你这样的儿子!”严挺之是严武的父亲。在古代,称别人的父亲的名字是极其无礼的行为。在讲究儒家伦理的唐代,对父讳是很重视的。
诗鬼李贺的父亲叫李晋肃,于是就有人说,李贺不应该考进士,因为“晋”与“进”同音。关于这事,韩愈还专门写过一篇《讳辨》,对这种观点进行驳斥。可是李贺终究也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终生都没敢去考进士。由此可见,杜甫的行为在当时人看来是多么狂妄。严武是一个武人,对杜甫的狂早就忍受很久了。据说,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了,提起宝剑就要出去杀杜甫,可是衣服被蚊帐钩子钩住了,怎么也解不开,手下一看,马上去通知严武的母亲,母亲亲自来求情,杜甫才免去一死。《新唐书》甚至说:李白的《蜀道难》有“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的句子,其实就是担心杜甫的生命安全,表现自己对他的关心的。
不过,杜甫的“狂”似乎也是有遗传的。杜甫的祖父是杜审言,是唐初的诗人。苏味道当天官侍郎,杜审言出来说:“苏味道必死!”人家惊问其故,他说:“苏味道看到我写的判词,一定会羞死!”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杜审言病重的时候,宋之问、武平一等人来探望他,他却说:“我被‘造化’这个小儿害得不轻啊!我也无话可说,不过我在世的时候一直压着你们,我死了,你们也就有机会出头了,恨只恨无人能接替我啊!”
前面说过,唐代宽松的政治气氛是唐代诗人狂的温床,而唐代的政治气氛到底有何等宽松?杜牧有一首著名的《过华清宫》,是写唐玄宗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腹之欲,派人从遥远的岭南专门送荔枝到长安的事情。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是:杜牧写的乃是前代先皇的过错,甚至是从先皇的私生活入手对其进行批判的,这样的作品,放在任何朝代,不说掉脑袋,至少也会引起皇家的不满的。
而李商隐的马嵬更是以调侃甚至刻薄的口吻,讽刺了玄宗和杨贵妃:
马 嵬
李商隐
海外徒闻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
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
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
不及卢家有莫愁
而大家更熟悉的白居易的《长恨歌》更是以揭露皇帝隐私为能事,有些描写几乎近于“色情”,如“温泉水滑洗凝脂”“始是新承恩泽时”,连皇帝和女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都说得活灵活现。这样的诗,不但没有被查禁,被销毁,反而成为白居易的代表作。白居易《与元九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叫高霞寓的官员有一次想买一个歌伎,都讲好价钱了,可是歌伎却不干了,她说:“我不是一般的歌伎,我能背诵白居易学士《长恨歌》的。怎么能卖这么少的钱!”无奈之下,高霞寓只有增加价码才得以如愿。白居易去世的时候,唐宣宗还曾经写诗悼念他说:
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对这首揭露先祖隐私的诗,当朝皇帝不但不以为忤,反而也十分喜爱,唐代的文化政治气氛之宽松可见一斑。有这样的风气,“狂”在唐代诗人中大行其道也就不奇怪了。据日本学者统计:唐代诗人用“狂”字最多者,李白997首诗用27次,杜甫1450首诗中用26次,韩愈387首诗中用25次,白居易2800首诗中用97次。更重要的是,诗人们不但在诗歌中歌咏狂,还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狂,比如贺知章。
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关于他狂的事迹的确不少。贺知章嗜酒如命,在他的醉眼里,落花似乎都带上了醉意:“ 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颠。”杜甫《饮中八仙歌》把他排于首位,说“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比杜甫大五十三岁,杜甫居然调侃他说醉酒落井,还在井底酣睡,看来,贺知章已经狂到了跟属于自己孙子辈的杜甫不分彼此的境界了。
今人说其贺知章,大多知道他是著名诗人,其实他也是著名书法家,《唐才子传》说他“善草隶”。 有人求字,贺知章首先问:“有多少张纸?”人家回答之后,便兴酣命笔,把纸写完才罢休,“忽有好处,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唐.窦蒙《述书赋注》)贺知章和号称“草圣”的张旭是好友,两人经常叫仆僮背酒,出入民间,见到人家好的墙壁,兴之所至,就在墙上挥毫题字。张旭外号“张颠”,跟“狂客”倒是配成一对,这种把戏,已经跟顽童有些类似了。一次贺知章见一家花园景致甚好,便大大咧咧走入观赏,主人询问时,他以诗相答:
题袁氏别业(一作偶游主人园)
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
莫谩愁沽酒,囊中自有钱。
他告诉主人:我们的确素不相识,我到贵府来只为欣赏美景。别担心没钱招待我,我兜里有钱,请你一起喝!再吝啬的主人,在这一番与孩童无异的天真面前,恐怕都会莞尔。
天宝三年,八十六岁的贺知章得了一场病,在梦里,他到了天帝的居所。醒来之后,他上表玄宗,请求辞官回乡当道士。唐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为他修建了一所道观,起名“千秋观”。贺知章离开京城的时候,皇帝命令百官在城外设帐为他送行,并赋诗为他饯行。
可是,这个前朝廷大员回到家乡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跟别的官员一样,衣锦荣归,声势赫奕:
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也许只有贺知章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句子吧?回乡之后,他不是摆出一副前朝廷大员的样子,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而是逗弄村中小孩,面对这须发苍苍的老爷爷,儿童们更不怕生,居然笑嘻嘻地问他自何而来,八十六岁老人的心,和垂髫孩童的心一样澄澈,一样纯真,一样美丽。这难道不是一种“狂”吗?
而贺知章的狂,更体现在他与李白的交往上。
天宝元年,三十多岁的李白前来谒见当时已经名重海内的贺知章。他先给贺知章看了自己的诗作《乌栖曲》,贺知章不绝口的赞赏:“这首诗真可以泣鬼神了!”前辈的赞赏让年轻诗人惴惴的心放下一大半,于是再拿出自己的《蜀道难》给贺知章看,贺知章还没看完,就称赏者数四,竟把李白称为“谪仙人”,于是,李白,盛唐最伟大的诗人,以诗仙之名,登上中国的诗歌舞台。前面说过,,李白去拜访当时闻名的北海太守李邕时,李邕认为他年轻气盛,给了他冷遇,
于是他只好写了一首《上李邕》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他还曾经拜谒韩朝宗,期望得到引荐,但是,他的近乎屈辱的自荐信《上韩荆州书》递上去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韩愈曾长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究其原因,无非是伯乐需要的不仅是超人的锐利的眼光,更需要的是坦荡的胸怀和爱才的赤诚。这种胸怀和赤诚超越了文人相轻的藩篱,也超越了怕自己被挤出历史舞台的恐惧,没有前辈的架子,没有“专家”的权威。如果说这就是“狂”的话,我们的历史上这样的狂也许是太少了。
从那以后,贺知章和李白就成了忘年交,经常一起喝酒。据说有一次,出来之后贺知章才发现,居然没带钱,于是他毫不犹豫解下腰间系的金龟交给店主换酒喝。唐代的金龟是三品以上高官才能佩戴的饰物,贺知章用来换酒,可谓狂到极点了。而后来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也许就是受到贺知章金龟换酒的启发吧。
多年后,李白回忆起这段故事: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此时,贺知章已经去世了,李白回想老友,潸然泪下。
除了李白杜甫贺知章之外,中唐的韩愈也是一个著名的狂人。
在当时,人们都以从师学习为耻,为了扭转这种风气,韩愈不仅“抗颜为师”,还专门写了一篇《师说》阐明自己的观点。中国人很忌讳“好为人师”的,可是韩愈不怕别人说自己狂妄,竟敢旗帜鲜明地号召从师学习,不能不说是很狂的。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一节,每三十年和尚就将舍利请出供养,并说能致“岁丰人泰”。这年正月,宪宗派太监杜英奇等三十人到法门寺,将佛骨迎到宫内供养。在崇佛风气的影响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人小民,纷纷施舍财物,以表虔诚,没有财物的,甚至自残身体以示礼敬。“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唐语林》)
在这举国一片念佛声中,韩愈站出来了,在皇帝崇佛,举国痴醉的气氛中,韩愈应该不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但是,他还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尖刻地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甚至说佛骨是“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应该“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这些话在崇信佛教的皇帝看来,何止是大逆不道!而韩愈更让皇帝恼怒的是,他奏章里居然说从东汉明帝以来,好佛的皇帝大多是短命的,好容易有一个在位比较长的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可是死得也太难看――被叛将候景饿死在台城。于是得出结论:“佛不足信,亦可知矣。”(《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
宪宗看到奏疏之后大怒,把韩愈的奏疏拿给大臣们看,并要治韩愈死罪。宰相裴度、崔群说情,宪宗说:“韩愈说我崇佛太过,我还可以容忍,但是他说东汉之后信佛的皇帝大多短命,怎能如此狂妄?”坚持要处死韩愈,最后,还是在朝廷大臣们的劝谏下,免除了死罪,将韩愈贬到潮州当刺史。
在前往贬所,路过蓝关的时候,韩愈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
本为圣朝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敢于不顾死活,跟皇帝作对的人,不是狂还是什么呢?
唐代诗人中狂人比比皆是。著名的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
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参加了永贞革新而被贬,在人生和仕途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可是柳宗元被贬之后并不是摇尾乞怜,比如他最有名的《江雪》一诗中写道: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体现的不仅是孤独,还有一种彻骨的高傲。这种高傲不是每个文人都有的,特别对那些遭受贬谪的文人来说就更稀少了。我们多见的是战战兢兢和谨小慎微,而柳宗元却是独自垂钓寒江,万物不与,这样的狂,有几个人能有呢
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也是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贬逐。元和十年(815),他回到京城。以待罪之身等待朝廷发落,照理说应该诸事小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可是刘禹锡却并不是这样,当有人劝他此时应该去拜访宰相武元衡,请求权贵恩典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但如此,他在跟朋友们一起去游览京城的玄都观赏桃花时,竟写下了一首让权臣十分不快的《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的讽刺意味实在太明显了:玄都观里的桃树,其实是暗指当时的权臣,而这些权臣们,很多都是在永贞革新里靠着检举、揭发、告密、迫害起家的,当“刘郎去后”,这些大臣们就欣欣然登上了帝国的高位。这种讽刺即使是学养不高的士人也能清楚地看出来,更何况个个学识渊博的大唐帝国的大臣们呢?难道刘禹锡不知道此时的自己,态度决定一切?难道他不知道,权贵们此时召他们回京,无非是希望看到他们在自己脚下摇尾乞怜,在剥夺了他们的地位之后再剥夺掉他们的尊严,使他们真正成为体制的顺民,成为权贵的棋子?
这一切,也许饱学的刘禹锡都知道,但是,天性中的狂使他无法放弃讥讽这一武器,这对受难者来说最后的武器。
结局是大家都料到的,刘禹锡的诗引起了权贵的一片哗然,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深深的嫉恨,于是,满怀希望回京的罪臣们再次被贬,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为播州刺史,在柳宗元的一再请求和宰相裴度的争取下,刘禹锡被改贬连州刺史。
刘柳参加的永贞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限制宦官专权,虽然改革是短命的,但是后来唐代历史的发展令人惊异地证明了他们眼光的远大。革新失败之后,唐宪宗借助宦官势力上台,后者权力更加膨胀,就在刘禹锡再次被贬五年之后,820年,唐宪宗在宫中暴死。对外宣称是服食金丹中毒死亡,但是史家多认为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毒死的。于是,在再次被贬十余年后,刘禹锡终于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京城。大和元年(827),刘禹锡回到洛阳,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有了前一次祸从口出的教训,照理说刘禹锡应该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了,不管怎样说,毕竟他此时已经不是年少气盛的青年,而是55岁的老人了。可是,回到京城的刘禹锡似乎并没有汲取年轻时候的教训,他又一次来到了十多年前游览过的玄都观,观里的桃树不知在什么时候已被砍伐干净,庭中只剩下满庭的青菜和庄稼,刘禹锡,这个55岁的倔强老人,又拿起了笔,写下了一首《再游玄都观》:
百亩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又再来!
诗人似乎还怕别人读不懂自己诗中的讥讽之意,还专门在诗序中写道:我最初一次被贬谪,一贬就是十年,回到京城的时候,看到玄都观桃花美丽如霞。十四年之后,我又来了,桃树一棵都没有了,只剩下燕麦青菜之类在春风中摇晃了。于是我写下这首诗,等待以后再来游玩。“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来,无复一存,惟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因题兹二十八字,以俟后游。”
《唐才子传》说这首诗写出之后,“权近闻者,益薄其行”,《旧唐书》也说“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甚至后人也有评价说刘禹锡刻薄不厚道。但是,如果“行”就是遭遇打击之后摇尾乞怜俯首求饶,刘禹锡无疑是“无行”的。两首桃花诗,没有隐晦的暗示,没有自怨自艾的香草美人,一句“前度刘郎又再来”简直是赤裸裸的挑战,毫无掩饰的宣言,这无疑是在向权贵们宣告:你们可以夺去我的地位,可以夺去我的金钱,甚至夺去我的生命,但是你无法夺去我的尊严!无法夺去我的骄傲!如果这就叫“无行”的话,只能说,中国文人象刘禹锡这样“无行”的实在太少了,我们常见的是“皇恩浩荡,天王圣明”,常见的是被满门抄斩之后还叩谢天恩,常见的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赶快认罪,甚至以告密卖友作为赎罪的砝码,即使没有这些,也要在被贬之后极力渲染自己的悲惨与可怜,以换取一点廉价的同情。
刘禹锡被贬之后,不是没有痛苦,也不是没有悲凉,但是他天性中的桀骜不驯还是驱使他举起诗歌的长矛向那个不可一世的风车进攻,即使被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退缩。在这场战斗中,已经无所谓胜负,因为诗人展示的是作为一个有骨气有胆气的文人深埋于内心和灵魂中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作为人的不可磨灭的尊严。于是,我似乎明白,刘禹锡为什么被白居易称为“诗豪”了,其实,刘禹锡不仅是诗中之豪,更是文人之豪,人中之豪!
所以,无怪于当秋天已经成为中国文人固定的抒发伤感悲凉情怀的对象的时候,刘禹锡怎么能写出那首让人惊叹不已的《秋词》了: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狂”的本质
“狂”是一种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的了解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了解历史背景下的人。据我看来,“狂”的本质有三:
1,对权力社会的价值重估
2,知识分子自我人格意识的苏醒
3,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永恒追求
对权力社会的价值重估,其实就是挣脱权力社会下以权力大小作为唯一评判标准的价值观。文人们希望能够凭自己的才华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不必仰权贵之鼻息。
自我人格意识的苏醒其实与第一条是相联系的。唯有具有了独立人格,才不敢于当权贵的帮闲,而希望能拥有自己独立的地位。
知识是没有止境的,对知识的追求更是没有止境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知识的目的就在于自由,而权力的目的在限制。因此,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对立就是必然的事情。而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追求一旦危及了权力大厦的稳定,必然会被称之为“狂”。
我不知道在国外有没有“狂”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在中文中的普遍使用,其实表现了知识与权力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要自由要个性,一个要限制要压抑。也不能简单地说孰是孰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只要这种矛盾一日没有消除,“狂”这个词就一日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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