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品： 对联写作基础 （第二章 对联简史 第二节 对联的产生）

云兮

第二节：对联的产生

作为谐巧文体的对联

从对联具有谐巧性而言，对联应该是一种游戏文体，一种与谚语、歇后语、谜语相类的可以口头创作与流传的体裁。若单纯从这一定位出发，历史上许多争奇斗巧的口头应对都可以视为典型的对联作品，此类作品最早见于西晋。

晋太康初，士风崇尚清淡，文人间机敏巧妙的对答往往不胫而走，被人传为美谈。陆云（262-303）与其兄陆机同是西晋文学家，出身江南世族家庭，为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吴亡后陆机、陆云同至洛阳，名动一时，时称“二陆”。这期间，就有陆云（字士龙）与太子舍人荀隐（字鸣鹤，颖川人）在文友张华家以应对为清谈的记载。

《晋书·列传·陆云》载：

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张）华座，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鸣鹤，隐字也。

云间陆士龙，

日下荀鸣鹤。

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人名对。华亭古名“云间”，“日下”原指京都。荀隐是靠近洛阳的颖川人，故称“日下”。“日下”对“云间”是地名相对，“荀鸣鹤”对“陆士龙”是人名相对。如果可以认定这是出于有意识的对仗，可以说上下联不仅对偶工整，声调上也十分严整。而且谐音双关，内含着“云天之间鹿是（陆士）龙，化日之下寻（荀）鸣鹤”的寓意。我们可以据此联说谐巧类的对联起源于晋代，此作便是标志性的作品。

与此相近似的还有一个事例：《太平广记》载：

初凿齿尝造道安，谭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咸以为清对。

这是晋代襄阳名士习凿齿与高僧释道安之间的一副人名巧对，“四海”是全国各地的意思，意指国家级的名士，“弥天”是漫天的意思，意指是天地间的一高僧。

晋人裴启《裴启语林》中还载有另四副应对联：

青羊将二羔；

两猪共一槽。

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尔；

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

宁为兰摧玉折；

不作萧芳艾荣。

张屋下陈尸；

袁道上行殡。

以上四副联对仗与声调不十分工整，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在争奇斗智的场合中随口对出，符合谐巧性对联的基本特点，这些作品为谐巧类对联产生于晋代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旁证。

至唐代，口头应对式的谐巧类对联创作，仍时见于记载，表明谐巧对联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不断得到传承和发扬。

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有二则唐人酒令：

鉏麑触槐，死作木边之鬼；

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

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

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

《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恨大臣赵盾多次进谏，派鉏麑行刺赵盾。清晨前往，见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不忍下手，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史记·豫让传》云：赵襄子灭智氏，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自哑，多次谋刺赵襄子，欲为智氏复仇。被赵襄子所获后，自刎而死。前一联中“槐”字由“木”、“鬼”构成，“炭”字由“山”、“灰”构成，这个酒令基本上等同于后来的拆字联。后一联基本上就是一副重字技巧的谐巧联。

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载：

　　唐道士陈子宵登华山上方，偶有颠扑。郎中宇文翰改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

上得不得，改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而成。悬之又悬，改同书第一章“玄之又玄”而成。        

    这是一副用了飞白手法的谐巧对联。

　　宋张耒《明道杂志》载：

　　世传朱全忠作四镇时，一日与宾佐出游，全忠忽指一地方曰：“此地可建一神址。”试召一视地工验记，而召工久不至。全忠甚怒，见于辞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视之。工再拜贺曰：“此所谓‘乾上龙蛇尾’，建庙固宜。然非大贵人不见此地。”全忠喜，薄赐而遣之。工出，宾僚或戏之曰：“‘若非乾上龙尾，定当坎下驴头’矣。”

“乾”和“坎”都是八卦卦名，将“坎”谐音借对作“砍”，巧趣中喻嘲讽。

宋代尤袤《全唐诗话》及孙光宪《北梦琐言》载：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他皆类此。

    “金步摇”与“玉条脱”，“白头翁”与“苍耳子”都是甚工的巧对，前一副虽可能是骈文中语，但由口头对出，也可视为人名、数字巧对。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谐巧类对联在唐代以文人及民间口头对句的形式，始终十分活跃。虽然由晋代至唐代的这类巧对，有时带有一点作为写诗作文基础的对偶训练的性质，但从其明显的对仗意识、工整的对仗技巧以及大致合格的声调安排来看，这些作品无疑已经可以算是一类独立的游戏类文体，如果我们认可谐巧类对联是对联文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要确信在实用类对联诞生之前，谐巧类对联已经有了约七百年的发展延续，而上述作品基本都可算作合格的谐巧类对联。

进入宋代，由于实用类对联已经出现并且得到迅速的发展，谐巧类对联也以同样的加速度与之并行发展，有了很大的升华并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妙对佳联，很多故事颇有趣味，显示出很高的撰联水平。或构思巧思妙想，或用典巧取妙引，或集句巧撷精采，妙趣横生，调动了楹联的各种修辞手法，使之匠心独具。

《坚瓠集》载有王禹偁对毕士安出句：

鹦鹉能言难似凤，

蜘蛛虽巧不如蚕。

出句为鸟，对句是虫，转折巧妙，设喻在理，有褒有贬，寓意深刻。

《独醒杂记》载杨亿对丁谓出句：

内翰拜时须扫地，

相公坐处幕漫天。

意指丁谓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瞒天过海。

《竖瓠集》引《侯鲭录》载杨亿对翰林院有人出对：

李阳生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

马援死以马革裹尸，死得其所。

《宋朝事实类苑》载蔡襄、陈亚互嘲巧对：

陈亚有心终是恶，

蔡襄无口便成衰。

《古今滑稽联话》载：杨维桢与虞集至一妓家，见妓悬两镜梳头，杨出对，虞续之：

两镜悬窗，一女梳头三对面；

孤灯挂壁，二人作揖四躬身。

宋代文人间的对句活动已经司空见惯，成为娱乐事，演绎出很多脍炙人口、妙趣横生的巧对及其对联故事。这种对句活动甚至已经波及到少数民族统治地区。

元代韦居安《梅磵诗话》引《三莲诗话》载有北宋富弼对辽使巧联：

或传富郑公奉使辽国，虏使者云：“早登鸡子之峰，危如累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馆，安若泰山。”又曰：“酒如线，因针乃见。”富答曰：“饼如月，遇食则缺。”

    前一联以“鸡子”照应“累卵”、“丈人”照应“泰山”，后一联则既用“月”照应“线”、“月”照应“食”，同时还以“针”谐音“斟”，“月”则有“月食”和“食饼”二义，各显巧思。清代《辽诗话》一书认为苏轼对辽使的故事纯属乌有，而富弼的这两联真实可信。

《日下旧闻录》引元人伊湛纳新《金台集》载：

金章宗完颜璟为李妃筑一梳妆台，上有假山鱼池，奇花异卉。一日，李妃与章宗露坐，皇上出句曰：“二人土上坐”，妃应声曰：“一月日边明。”

二人土上成“坐”，一月日边为“明”，析字精当，毫无雕琢，且比喻新颖：皇上为日，妃子为月，二人相依合成明，极切身份。此对句出现在金朝，说明了当时谐巧类对联的影响范围之广泛。

作为实用文体的对联

从对联具有广泛的社会实用性而言，对联应该是一种实用文体，一种与檄文、墓志、奏疏甚至书信、墓志铭相类的一种格式相对固定并为特定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文体。如果这一定位得到认可的话，则谐巧类的口头应对便不能被称为典型的对联作品，而要以春联、寿联、挽联、行业联作为典型的对联作品，春联在这类对联中产生最早。

我国的年节风俗可以上溯到汉代，发展到了唐宋之际，民间于“岁日”、“立春日”在桃符上书写“祈福禳灾之辞”的习俗十分兴盛。至于上下对仗且意义完整的两行文字——对联何时走上了桃符板？清代梁章钜在《楹联丛话》首卷即开宗明义地指出：

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但宋以来，春帖子多用绝句，其必以对语，朱笺书之者，则不知始于何时也。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讖，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这副春联首尾二字连起来是“新春”，上下联首二字分别是“新年”、“嘉节”，有很强烈的节日气氛，题写在桃符上用以迎春祈福，的确十分得体。但这副春联记录在史册上得以流传下来，并非因联语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而是此联被附会成为亡国之兆的“谶语”：孟昶题联不久，赵匡胤便派兵征讨，后蜀国君成了大宋的俘虏。宋太祖派去接管成都的一位姓吕的官员，恰好名字叫“余庆”，而宋太祖的诞辰日又被称为“长春节”。这种天衣无缝的巧合成全此联成为春联始祖，也成全了一段联史佳话。

进入宋代以后，实用类对联的品种、内容和应用范围都有了很大发展。不仅有春联、居室联，还出现了寿联、挽联、书斋联、书院联等。

《墨庄漫录》载，苏轼在黄州时，一日通岁除，访王文甫，见其家方治桃符，于是戏出一联于桃符上：

门大要容千骑入，

堂深不觉百男欢。

此联一语双关，表面讲门庭要高大，府堂要深阔，而实际上是讲人的胸怀和气度，也是借以抒发他处逆境而旷达豪爽的怀抱。

我国第一副寿联也出自北宋。宋孙奕（约1190年左右）著有《履斋示儿篇》载，黄耕叟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作联寿贺：

天地将满一轮月，

世人还钟百岁人。

丙圹居士《东望阁随笔》说，贾似道在谢太后寿崇节（四月初八）和度宗乾会节（四月初九）时，曾命黄锐作联致贺：

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圣母神子，万寿无疆复万寿无疆。

在皇太后和皇帝生辰，以此联作贺是很得体的。

宋代苏颂（1020-1101）字子容，官至太子少师，他有挽韩绛联：

三登庆历三人第，

四入熙宁四辅中。

梁章钜把它看作挽联之始。此联确为挽联之始见者。

陆佃（1042-1102）也有挽韩绛联：

棠棣行中排宰相，

梧桐名下识韩家。

《能改斋漫录》说，韩绛兄弟皆为宰相，门前植梧桐，京师人以“桐木韩家”呼之。

赵鼎（1085-1147）临死前，自题挽联于铭旌上：

身骑箕尾归天上，

气作山河壮本朝。

此应作最早的自挽联。《老学庵笔记》中有载。

书院之名起于唐，而书院之盛始于宋。至南宋便出现了朱熹的多副书院对联，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教育行业对联。

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南，宋初建，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重建，登堂讲学。书院有他题联多副：

泉清堪浇砚，

山秀可藏书。

日月两轮天地眼，

读书万卷圣贤心。

白云岩书院是朱熹任漳州知府时创建，朱在此讲学并有撰联：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

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芝山书院在漳州市西北登高山上，旧为临漳台开元寺。宋绍兴间朱熹任州守，爱此台之胜，讲学于此，并有撰联：

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

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

福建福鼎县曾有石湖观。宋庆元三年（1197年）前后朱熹为避伪学禁居此，将石湖观改为石湖书院，聚徒讲学。朱熹将“石湖”入联：

溪流石作柱，

湖影月为潭。

又题福建建安府学明伦堂联：

师师庶僚，居安宅而立正位；

济济多士，由义路而入礼门。

还题松溪县学明伦堂联：

学成君子，如麟凤之为祥，而龙虎之为变；

德在生民，如雨露之为泽，而雷霆之为威。

实用类对联在元代也偶见于记载，但一般都是题桃符的春联。朱应镐《楹联新话》载，张之翰以翰林学士知松江府，曾题桃符：

云间太守过三载，

天下元贞第二年。

《楹联丛话》载，杨瑀（1285-1361），元代杭州人，官至浙东宣慰使致仕，曾题“春帖”：

光依东壁图书府，

心在西湖山水间。

明代戴冠《濯缨亭笔记》载：

元世祖初闻赵子昂之名，即召见之。子昂丰姿如玉，照映左右。世祖心异之，以为非人臣之相。使脱冠，见其头尖锐，乃曰：‘不过一俊书生耳。’遂命书殿上春联，子昂题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又命书应门春联，题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坚瓠集》载：赵子昂过扬州迎月楼赵家，其主求作春联，子昂题曰：“春风阆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大喜，以紫金壶奉酬。

作为文学文体的对联

    从对联所具有的文学性而言，对联应该是一种文学文体。除了没有叶韵的限制及独特的二句式结构之外，对联承袭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部传统，它应该是继古体诗、今体诗、词、曲之后发展成熟起来的一种新的汉诗样式。元代以前，古典文学发展的主流是诗歌，文体更新，代有嬗变，诗歌稳居文学宗主地位。元代以后，诗道衰微，散曲游离诗歌而向戏剧发展，小说、散文跃居文学主流地位。失去了主流地位的诗歌在唐宋诗词的巨大阴影下步履维艰，体式更新也几乎失去了推动力。在元末到清末的数百年间，在各种诗歌文体并行发展的同时，接过诗歌文体更新接力棒的只有一种文体——对联。如果对联作为一种诗歌范畴内的文学文体得到确立的话，不但谐巧类的口头应对与对联不存在什么关系，甚至基于生活实用的大量实用类联语也要被排除在典型的对联之外，因为按照中国古典文学的正统观念，只有以文学性的形象语言来言志、抒情、写景、说理的作品才可以称为真正的文学类对联。

    专门言志、抒情、写景和说理的文学类对联的出现，可以说通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现有资料来看，五代和北宋时期出现了个别有文学类对联意味的联语，但多同时含有谐巧与春联的性质。

北宋陶岳《五代史补》载：

僧契盈，闽中人。……广顺初（公元951年），游戏钱塘，一旦，陪吴王（钱俶）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王喜曰：“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对曰：“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人谓之佳对。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一条水”指钱塘江，因它距当时京师开封（今河南开封）三千余里，故云。“十二时”指一昼夜十二时辰。“三千里外”、“十二时中”分别写“地”和“时”，形成“时”、“地”对偶；“一条水”、“两度潮”从静态写到动态，显得“动”、“静”映衬，曲尽其妙。此联似乎可以作为一副很优秀的景物联，但从该条记录来看，从口语中带出，与东汉孔融的“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愿足矣”相类似，未必专为作联。同时此七言联中数量词便占到大半，即便有对联意识的话也颇有谐巧联的意思。

民国曲滢生所编的《宋代楹联辑要》载，后蜀主孟昶的御花园名百花潭（在今成都南郊），兵部尚书王瑶曾题联：

十字水中分岛屿，

数重花外见楼台。

此联对仗工整，用意贴切，曾广泛被当作中国“第一副风光园林联”，然据宋代张唐英《蜀梼杌》以及《五代诗话》引《十国春秋》等资料，此只是诗中一联，更不曾题在园林中：

广政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溪，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昶御龙舟观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锁千门，殆不及此。”兵部尚书王廷王圭诗：“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昶称善久之。

《茶余客话》载，南宋楼钥（1137-1213）曾书桃符为：

门前约莫频来客，

坐上同观未见书。

意为少会无用客，多观有用书，联语颇类后世的自题联，有言志抒情的意味，只是当时是作为春联写的。与此相类的还有梁章钜《楹联丛话》记载的南宋真德秀题城粤山学易斋的一副春联：

坐看吴粤两山色，

默契羲文千古心。

上联写景，下联抒怀，联语端庄典雅。以上两联其实已经完全挣脱开春联的俗套，文学性极强。

说到自题联语以抒怀言志，南宋陆游自题书室的一联影响颇大，陆游以书为伴，将居室取名为“书巢”,并自题一联：

万卷古今消永日；

一窗昏晓送流年。

然查陆游《题老学庵壁》诗，这两句只是该诗中的一联，全诗如下：“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茆只数椽。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太平民乐无愁叹，衰老形枯少睡眠。唤得南村跛童子，煎茶扫地亦随缘。”摘诗句为联的例子在宋代还有一些，陆游本人便还摘过另外的句子。《巧对录》引《娱玉诗话》：“东坡谓晨饮为浇书，李广门谓午睡为摊饭，陆务观尝有句云云。每书此十四字，悬之壁。”联云：

浇书满挹浮蛆瓮，

摊饭横眠梦蝶床。

在对联史上，最早有意识地把对联作为一种文学题裁，广泛运用于言志抒情、自题、赠人、写景，并把所作联语结集附录于文集之后的人是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朱熹（1130—1200）。梁章钜《楹联丛话》对这方面的资料记录甚详：

朱子于绍熙五年，筑沧洲精舍，时年六十有五矣。自书一联云：“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谨按：朱子之父韦斋先生，尝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为号。又朱子受业于刘屏山先生，先生有《字朱元晦祝词》云：“交朋尚焉，请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义。木晦于根，春荣华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此朱子联语所由出也。沧洲精舍，即竹林精舍。据年谱，时为韩侂胄中伤，以内批罢归，除江陵府，不拜。又乞追还新旧璧合名，则已无意出山，又惩于赵汝愚之贬及群小之攻伪学，故有感而为“佩韦”、“晦木”之思焉。

沧洲精舍中尚有两联，一云“道迷前圣统；朋误远方来”，一云“爱君希道泰；忧国愿年丰”。又《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尚多，谨摘录如左，以见南宋时楹帖盛行，虽大贤亦复措意于此矣。赠人联云：“水云长日神仙府；禾黍丰年富贵家。”又广信南严寺朱子读书处联云：“一窍有泉通地脉；四时无雨滴天浆。”又建宁府学明伦堂联云：“师师庶僚，居安宅而立正位；济济多士，由义路而入礼门。”松溪县学明伦堂联云：“学成君子，如麟凤之为祥，而龙虎之为变；德在生民，如雨露之为泽，而雷霆之为威。”又知漳州日，建书舍于天宝镇山开元寺后顶，联云：“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又赠漳州一士子云：“东墙倒，西墙倒，窥见室家之好；前巷深，后巷深，不闻车马之音。”又一联云：“鸟识元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至世有刻为木榜，悬诸堂楹，人所习见者如：“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立修齐志”；“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此类尚多，安得有心人为之一一搜辑乎？